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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中国互联网圈,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如果哪天全国的互联网都瘫痪了,那一定是后厂村大堵车了。恰巧,不久前镁客网受邀去北京参加新品发布会,地点就在后厂村。

在中国互联网圈,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如果哪天全国的互联网都瘫痪了,那一定是后厂村大堵车了。恰巧,不久前镁客网受邀去北京参加新品发布会,地点就在后厂村。

那天北京天晴舒朗,初冬的寒冷带来了极好的视野。站在软件园中街上,几乎能看到后厂村所有有独立大楼的公司。联想和百度隔街相对、网易大楼就在百度旁边;再往后是新浪、腾讯……这里的互联网头部公司,加起来的市值超过5万亿人民币。

然而,只有真正在后厂村工作生活的人才知道,北京的后厂村,正在慢慢成为一个“孤岛”。

去后厂村看海

在还没有被称为“后厂村”之前,这个地方官方称呼叫中关村软件园。相传在明朝,中关村现在所处的位置较为偏远,因此被用于太监养老,加上太监又被称为“中官”,故而当时的中关村被称作为“中官屯”。解放后,中国科学院把总部定在了中关村,为这里印上了最原始的科技基因,但处于北京西北五环外、附近全都是城乡结合部的地理位置,依旧让中关村罕有人问津。后来曾经有人戏谑,说在这里生活,去趟三里屯好比是赶集进城。直到2000年,它成为了“中关村软件园”,从此一骑绝尘告别了冷板凳,成为中国互联网头部企业扎堆之所。

此后近20年,全球互联网产业飞速发展,百度、联想、甲骨文、中兴等高精尖科技公司的相继入驻,让中关村开始大放异彩,也是在这个时候,大家开始喜欢叫它原本的名字:后厂村。

渐渐后厂村成为了“科技精英和高收入”的代名词,还出现了自己的传说,比如:在北京想看海,就去后厂村;以及宇宙最堵之路就是后厂村路。

和后厂村紧密相连的,是西二旗。

西二旗地铁站是“进村”的必经之地。有人专门做过,工作日IC卡乘客早高峰前20位站间OD(起终点间的交通出行量)分布中,11个以西二旗为目的地,前6位更是全部以西二旗为目的地,早高峰每小时的出站量最高可达2.5万人。

但挤地铁并不是关键,出了地铁站之后的那段3公里路才是噩梦。无地铁,公交车不多,加上一直在施工中的道路以及尚在开发中的各个建筑工地,“能进村”全靠运气,能挤上公交车的是撞大运,能挤上班车大约就得靠转发锦鲤了。

上得了车,还要能走得了路,后厂村的路,早已堵出了自己的名气。从“坐车堵在路上动弹不得”到“绝望的不得不下车步行 ”,“进村”往往需要花费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上下班,是后厂村人最公平的时刻,拼不了学校、拼不了薪水、拼不了职位,只能拼运气。

而一切的运气,在遇到下雨时,都会一哄而散。

每年夏天,朋友圈里北京的雨总是比别的地方格外猛烈一些。而因为遍布的都是“原始道路”和工地,排水系统落后,一旦雨势稍大,后厂村便会成为全北京人茶余饭后的“看海胜地”,滞留人群,可以挤炸西二旗地铁站。

在北京人眼里,后厂村依旧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极高的通勤成本、交通不便、餐厅等基础设置不完善等的“致命因素”,让每年选择离职的人越来越多。“月薪追赶五万,生活低于五千”说的就是后厂村本村了。

但相较于员工的不满,企业则更为头疼。发展离不开人,为了留住员工,更为了扩大规模,后厂村付出的薪资、福利、基础设施、资源成本年年益增。而伴随着房价、水电资源等成本的增加,这里已经成为了企业发展的一大桎梏。

但是北京哪里还有更便宜的地方了,再搬,大约就只能搬离北京了。

“逃离”北京,小米第一个迈出了步子。

小米难迁

从小米迁居武汉的消息传出至今,已经沸腾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工资不变+补贴3万(分12个月内分批发放、必须在新工作地服务满2年)+可申请当地人才公寓(武汉每套1000元、南京每套2000~3000元)+管搬家+当地低价买房不限购。”这份《搬迁员工相关福利政策》,几乎意味着之前在北京总部工作的小米员工,去到武汉后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包括工作、家庭和朋友。影响之大,必须慎重考虑,即便是雷军也一样。

最初选择在北京打下第一枪,除去雷军原东家金山在北京,积累了十几年的资源、人脉都在北京外,更重要的莫过于北京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头部城市所在。从最初十几个人在银谷大厦的一个小工作间干下一碗小米粥,到如今发展到1.45万人的规模,加之上市之后喊出硬件利润不超过5%,上市至今股价下跌已达24%,以及后期需要进一步扩大发展规模这些实实在在的资金压力,寸土寸金的北京带给小米的负荷不止一点点。

如果细数小米成立8年以来的搬迁,从银谷大厦到卷石天地、宏源大厦,再到五彩城、小米科技园,这还是小米第一次往“下”搬。而之所以选择武汉,除了明显的和雷军“出生于湖北,毕业于武汉大学”的“故乡情结、衣锦还乡”有关外,当然也是基于整体战略的考量。雷军曾在小米上市后回武汉的时候说,“武汉总部是以万人规模而建的,未来将以研发为中心”。

而武汉对小米的友好,则彷如早已做好了迎接离家多年的孩子回家的准备。传言称,从总部合同签约到交付,武汉只用了5天时间。在此之前,去年6月小米还和武汉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紧接着11月小米就正式入驻光谷金融港。恐怕未来再提国内各大城市的科技公司,小米就是武汉的代表。

当然,武汉不仅有小米,2016年武汉光谷推出了引进企业的优惠措施,吸引了诸如金山、顺为等公司的相继入驻。而实际上,这还只是二线城市“抢人大战”中的一个缩影。

一迁二,科技迎来第二波“逃离潮”

如果具体要说科技公司的“逃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可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但有一个事实是,从2000年互联网在国内兴起至今,科技公司已经经历了两拨“逃离潮”。

第一波大约是在2013年-2015年,因为受租金等因素的影响,大多公司开始从市中心搬离,选择更为偏远的郊区作为主要办公地点。如西门子、摩托罗拉、三星、索尼等巨头性企业搬去了东北四环外的望京;刘强东力排众议,将京东总部搬到亦庄;百度将二期选址在了后厂村;阿里建立了西溪园区等。

“得益”于飞涨的房价以及快速发展的科技行业,第二波则来得很快。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将重要业务从一线城市搬离至二线城市,便成为了众科技公司节省成本、扩大规模的首选项。

东莞迎来了华为研发部和大疆全球研发和销售中心、中兴在广东河源建生产基地、武汉有了小米、京东研究院选择了南京、锤子搬去了成都。

而在头部科技公司数量不多,狼多肉少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更多的企业落户,各大城市、各大企业之间暗潮汹涌的“抢人大战”也格外得精彩。

企业发展离不开人才,二线城市的选择当然不是盲目的。小米选择武汉时就说过,预计一年之内武汉总部入驻的1000名员工中有7成来自本地,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这座城市坐拥的天然人才优势对小米而言绝对是源源不断的人才宝库。

这个优势,南京也不遑多让。除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这些全国排名前列的高校外,还拥有人工智能界如周志华这般顶尖的专家,这等资源对于南京吸引企业入驻,份量十足。

除此之外,城市经济发展也是重要考量、匹配因素。根据今年年初国家局公布的“2017中国城市GDP排名”看,去年我国城市GDP破万亿的城市达14座,除北上广深外,重庆、天津、苏州、杭州、青岛等,均赫然在列。

政策支持方面,以南京为例,在今年的经洽会上,南京市释放信息,未来5年将新增200亿的投入,给予企业最精准、最具含金量的支持。对于来南京设立新型研发机构,将每年将按照绩效获得最优给予的最高500万元的奖励;在研发机构组建当中,政府投资平台将给予融资支持,并奖励35%以上的股权收益;对于在南京新注册成立的天使投资、创投企业,将给予最高1500万元的奖励;投资南京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企业,将给予最高500万元的奖励;出现投资损失的最高可以获得600万元的补偿。可谓是各项都极具吸引力。

当然,阿里原本所在的杭州就是二线城市,但其相继将西北总部落户在西安,江苏总部落户在南京;腾讯总部搬迁虽然还在深圳,但却是较为偏远的滨海大厦。这一系列动作,足以体现,科技公司的发展正在朝着“低成本、大规模、高效率”的方向发展。

照此看来,未来中国的科技格局应当不再唯北京独大,百度之于北京、腾讯之于深圳、阿里之于杭州、小米之于武汉、华为之于东莞,或者还可以加上拼多多之于上海。

科技“逃离”,才是是百花齐放的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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